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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雄浑写意风格雕塑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8/5/4     浏览次数:    
吴为山力倡“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时代风格”。首次提出“写意雕塑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并以其“诗风荡漾、文气堂堂”、“形神兼备、气象万千”的独特意象风格实践他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
中国汉代雄浑写意风格雕塑

吴为山力倡“中国精神、中国气派、时代风格”。首次提出“写意雕塑论”和“中国雕塑八大风格论”,并以其“诗风荡漾、文气堂堂”、“形神兼备、气象万千”的独特意象风格实践他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
吴为山称得上是圆融通达的民族主义者。他在许多人一股脑盲从世界艺术潮流的风气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和清醒头脑。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家进入全球视野的方式,通常是是融入西方主流文化。虽然他们有时仍然保持着个人艺术风格,但其风格特色是以适应西方文化语境和艺术游戏规则为前提的。那么,我们能否寻找到另外一种新途径—即通过发掘民族艺术资源,加以转换和打造,使之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而又拥有突出的艺术个性?我们从吴为山的实践和理论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创造的新思路。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我以为汉代的意象风是中国雕塑最强烈、最鲜明的艺术语言,它是可以与西方写实体系相对立的另一价值体系。汉代写意雕塑从形式与功用上分为二类;第一类是以霍去病墓前石刻为代表的纪念碑类,第二类是陪葬俑。霍墓石刻不仅是楚汉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中国户外纪念碑形式的代表。它的价值体现在:其一,借《跃马》、《马踏匈奴》赞美英雄战功,这较之于西方直接以主人骑马或立像雕塑表现更富于诗性的想象,这是中国纪念碑的“借喻法”。其二,以原石、原形为体,开创了望石生意、因材雕琢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的哲学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尊重自然、时间对石头的“炼就”,另一方面融入人的创造。这与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雕刻相比,更显中国人重“意”的艺术表现思维方式。西方人的以物理真实为依据而打造、磨练石头,使之合乎事理,并通过对生理的刻画来表达形体的量和力。而中国雕塑直接借助原石的方式,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自然的力量,这对建于室外的纪念碑雕塑无疑是最为合适的艺术表达。看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一是“相原石”,先审视石材形状大体近似何物;二是“合他我”,这是对象与作者的契合;三是“一形神”,在整体把握的大略雕刻中从石里剥出体、面、线,使材料、物象、作者融三为一。

我在《写意雕塑论》一文中曾写道:中国雕塑有史以来以两种形式最为显著,室内为佛教造像,室外为陵墓道前的石人、石兽。前者由于有严格造像法限制和虔诚的宗教情感之制约,故大都合于法度,不似后者,超然、豪放、自在为之,也许是置于室外的缘故,若刻画太实了,就失去了与天地争空间的雄强之势,所以古代大量的陵墓雕刻像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自然形态,稍加雕琢,便神气活现、巍然磅礴。这种风格至汉代达到鼎盛,所憾的是汉代以降,此风渐衰。至近现代,又因西洋雕塑传统的介入,中国雕塑大有以西方写实主义为体、为用的倾向。时至今日,以西方现当代艺术为参照之势愈演愈烈,故那种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写意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与陵墓石刻相应的是地下陪葬俑。这些以陶、泥塑就的俑,从无到有,必须先酝酿于艺人心中,现实生活的温情与苦难、农耕渔牧、劳作将息都要一起陪主人埋于地下。手制与模制的工艺决定了作者必须以最简之手法表现神意。形体的扁平和势态的夸张及面部的简约模糊构成了俑的独立审美价值。这种个体造型还要服从于整体的情节与叙事性,因为陪伴主人的是由俑组成的“社会群体”。所以汉俑的一个重要风格特征是每个俑都有着欲与外部联系的表情或动态趋势,有着与他人交流的“场”。常常我们看到出土俑时,便觉得是从某群体背景中走出来一般。汉俑,为陪葬而作,但它投射了工匠们对极乐世界的遥想。不可否认,雕塑是现实的投影,但其撼人心处,正在于华夏民族汪洋恣肆的想象气魄凝结于此。神意的瞬间,细节的捕捉,生命的真实,无不洋溢着浓郁雄浑的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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